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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持續不斷取締、拆毀各地佛教場所,連政府審批的場所也未能倖免。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有一座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1563-1620年)的清涼寺,寺內建有一座七層高的佛塔,深得當地百姓喜歡。
清涼寺內佛塔被拆毀之前(知情人提供)

2019年10月,當地政府以「未批先建」為由,將該佛塔強行爆破,隨著一聲巨響,佛塔在滾滾濃煙中化為廢墟。清涼寺也於當日被強行拆除。

清涼寺內七層佛塔於去年10月被炸毀

據目擊者回憶,為防止村民抗拆,通往佛塔的路口被武警戒嚴,為了防止信息洩露,當地的手機信號被屏蔽。當時一佛教徒試圖進入寺內取出個人用品卻遭警察攔截,警察警告說:「誰進去就把誰抓走!」

當地一名佛教徒告訴《寒冬》,該寺曾經被毀,當地百姓2014年集資重建,建寺時經當地佛教協會同意,也得到村、鎮、縣各級政府審批通過。佛塔是後來2017年興建的。

據了解,當地政府官員於去年8月中旬就責令寺廟負責人拆除寺廟,否則政府就強拆。「寺廟、佛塔屬於村裡的產業,卻被政府拆了,一點都不顧及老百姓的感受。」村民們對此憤憤不平。

位於山東省一寺院的一座佛塔也屢遭當局整治。據當地一名佛教徒介紹,該塔建於2018年,共十三層高,總供奉75尊佛像。自塔建成後,當地政府官員來檢查,聲稱按照中央政策規定,該塔未經批准屬於「違建」,並以「罰款」等手段威逼負責人挪走佛像、拆除佛塔,因負責人拒絕,此後政府人員不斷上門騷擾。

迫於政府壓力,2019年5月,寺院負責人被迫清空塔中佛像。6月底,政府人員聯合公安部門幾十人欲強行拆塔,只因拆除風險大,暫時沒拆。當地佛教徒擔心這座塔最終還會被拆掉。

2019年5月,山東泰安市宗教局「以無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為由關閉增福寺,趕走居住在寺院的僧人。之後的兩個多月裡,宗教局的人又去寺院檢查兩次,看寺院裡長滿雜草,大殿裡的佛像也清空了,宗教局的人才罷休。

當地一名政府內部人士告訴《寒冬》,國家怕不受政府管控的宗教團體信徒與外國聯繫,特別是美國。這名內部人士說,「2019年是建國70週年,國家(政府)不安,怕亂!」

寒冬記者 楊向文

Source 寒冬

作者: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金炯恩(Hyung-eun Kim)-BBC朝鮮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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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到韩国,一名监狱看守和他的囚犯,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逃跑计划。

他什么都考虑到了,切断监控线路,主动申请延长自己的夜班。他甚至在后门为她准备了双鞋子。

午夜时分,全光进叫醒金芝善,他准备按照计划中的路线,带她逃跑。

前一天晚上,他准备了两个背包,里面装有食物和备用衣服,还有一把刀和毒药。

他准备完备,还拿上一把枪。金芝善劝他别带枪,但全光进还是坚持带上。

被活捉不是退路。因为公开审判,然后处决,几乎是肯定的。

26岁的全光进说:“我明白,只有那一晚。如果那天晚上没成功,我会被抓住,然后被杀掉。”

更别说他是与自己的囚犯一同潜逃。

“如果他们拦住我,我会开枪,然后跑,如果跑不掉,我就开枪自杀。”
全光進

如果没成功,他会给自己一刀,同时服下毒药。

全光进说:“一旦我准备好赴死,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们一起从窗户跳下,冲过拘留场的操场。

随即出现在他们前面的是高耸的围栏,他们必须翻过去。犬吠声就在耳畔,他们担心会被守卫的狗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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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人走过来,即使他们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爬过围栏,他们还是需要躲过图们江边巡逻的守卫,然后横渡这条将他们与自由区隔的河流。

但这场冒险是值得的。

金芝善面临转监,从拘留场到监狱集中营。他俩都清楚,那里条件恶劣,很可能无法活着出来。


狱警和囚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不寻常。

2019年5月,出逃前两个月,全光进和金芝善初次见面。全光进是朝鲜最北端的稳城人民保卫部拘留场的几个守卫之一。他们全天24小时看守着几十个犯人,包括金芝善。关在这里的犯人正在等待受审。

金芝善衣着精美,举止优雅,引起了全光进的注意。

他了解到,金芝善被关押,是因为她帮助了一些已逃离朝鲜绝望生活的同胞。

金芝善是个所谓的中介。她帮助脱北者与留在朝鲜的家人联系,主要帮助脱北者转账和与家人通话。

对于普通朝鲜人来说,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金芝善收取约30%的佣金。而有研究表明,脱北者汇款平均约为280万韩元(1.6万人民币左右)。

从表面上看,金芝善和全光进,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金芝善做着非法生意,同时也能了解到朝鲜严酷的共产主义统治之外的世界,但全光进过去十年间一直入伍当兵,浸泡在朝鲜专政的共产主义思想中。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两人的共同点——对自己的生活深感沮丧,前面无路可走。

对于金芝善而言,命运的转折点是入狱。这不是她第一次入狱,她明白,第二次犯事,处罚会更严厉。即便能活着离开监狱,那么再回去做中介,风险极高。

所以在她看来,出逃是活下去的唯一选择。

金芝善第一次被捕,是因为一类格外危险的中介服务——帮助朝鲜人越境进入中国——她和全光进后来走的正是这个路线。

她说:“没有军队的关系,永远也干不成这一行。”

她贿赂军人,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六年来都挺成功,也赚了不少钱——每个人交给她1433至2149美元,相当于普通朝鲜人一年的收入。

但最终,正是军队中的关系,出卖了她。

她被判处五年徒刑。当金芝善出狱时,她打算离开中介这一行,因为风险过高。

然而,生活中新的变故,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她在狱中服刑时,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再婚。她需要找到一种新营生,才能活下来。

她不敢再帮人脱北,但还是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开展一种风险较低的中介服务——帮助在韩国的脱北者转移资金,以及帮他们和家人进行非法通话。

朝鲜手机无法拨打或接听国际电话,所以金芝善用从中国走私来的电话接听,然后收取费用。

不过,她还是被捕了。她从村里带一个男孩上山,去接听男孩逃到韩国的母亲的电话,秘密警察跟踪上他们。

“我求他们,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但是(秘密警察)说,因为那个男孩已经知道整件事情,所以没法帮我掩盖罪行。”

在朝鲜,从事与敌国(韩国、日本、美国)有关的活动是重罪,甚至只是涉嫌,面临的惩罚可能比谋杀还大。

金芝善意识到从前的生活结束了。当她初次见到全光进时,她仍在等待审判,但她知道,自己第二次犯事,未来处境将艰难。

全光进虽然不会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但也深感沮丧。

他已经开始服义务兵役,执行日常工作,比如守卫朝鲜领导人的雕像,或者为牲畜种草,最终他想成为一名警察。这是他儿时的梦想。

可是,他的父亲突然告诉他未来将会是什么样。

他说:“父亲有一天让我坐下,告诉我,现实点,我这样背景的人永远无法成功(拿到那个职位)。”
如金光进父母一样的农民,生存尤其艰难

全光进的父母,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农民。

他说:“在朝鲜往上升需要钱……越来越糟……即便是大学毕业考试,贿赂教授才能取得好成绩,都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即使能够入读顶尖大学,获得最高成绩,除非有钱,否则难以保证有个光明的未来。

他说:“我知道有人以最高成绩从金日成大学(Kim Il-sung University)毕业,但最终却沦落到市场上卖假肉。”

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生存本身就已经够艰难了。

现在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比全光进早年要好,当时全国正经受一场长达四年的严重饥荒,被称为“苦难行军”,生活极度艰难。

因此,当全光进明白当个警察的野心是不可能的,他就开始思考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当他遇见金芝善时,这种想法仅仅是一个种子,随着他们聊的越多,种子开始慢慢发芽。
转车里监狱

他们的关系不寻常,肯定不是典型的囚犯和看守关系。

全光进说,囚犯甚至不允许直视看守,他们之间就像“天与地一样”。

但是他会示意金芝善过来,然后隔着她牢房门上的铁条,低声交谈。

“有一个摄像头,但断电时,通常看不到画面,有时摄像头也会被稍微移开。”

“所有囚犯都知道谁跟谁更亲近,但警卫掌握着监狱的权力。”

全光进说他格外照顾她。“我觉得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约两个月后,他们的友谊就显得格外重要。

金芝善受审后,被判四年三个月监禁,服刑地点是令人恐惧的转车里监狱集中营(Chongori prison camp)。

她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活着走出转车里监狱。曾在那里服刑的人在采访中透露,这所朝鲜监狱中有猖獗的虐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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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很绝望,想过十几次自杀,哭了又哭。”

“去了监狱集中营(prison camp),你就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全光进说,“你不再是个人,和动物没什么分别。”

一天,他对金芝善悄声说了几句话,永远改变了两人的人生。

“我想帮助你,姐姐。你可能会死在监狱集中营。我能救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帮你离开这里。”

但是像许多朝鲜人一样,金芝善学会不轻信他人。她认为这可能是对方的诡计。

“所以我跟他对质,‘你是间谍吗?监视我、摧毁我,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一直否认。”

最终,全光进说,她应该让他帮助逃到韩国,而且还想和她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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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由于在韩国有亲戚,他的社会地位低下,影响前途。这是朝鲜战争造成的全国性裂痕。

但是这些亲戚也给他带来希望,一个不同的未来。

全光进给她看亲戚的照片,这是他上次回家时从父母家顺出来的。背面用小字写着地址。

金芝善开始相信他。

但她还是很害怕。

“我的心跳得像疯了似的,”金芝善说, “朝鲜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囚犯和一个守卫一起逃脱。”

去年7月12日,全光进明白时机到了。金芝善转监的日子就在眼前,他的上级也回家过夜。

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跳下窗户,翻过围栏,穿越稻田,并成功渡河。

“我不断跌倒、绊倒,”金说,她的身体因几个月关押而虚弱。

但是他们安全抵达河岸。然后边境驻军守卫哨所的探照灯,照亮离他们约50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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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边境驻军已经发现我们从拘留场中逃跑,所以加强安保”,全光进说,“但我们边躲藏边看,他们只是在换岗……换岗时我们可以听到守卫说话。”

“我们等他们换完……30分钟后,又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下了河。我去过河岸好几次,水位一直很低……从来没想到会有那么深。”

“如果我独自一人,我游过去就行了。但是我背着包……拿着枪,如果枪被弄湿,就没用了,所以我用手举高它。但是水越来越深。”

全光进开始游泳。但金芝善不会游。

他一只手握住枪,另一只手拖着她。

“当我们到河中央时,水已经没过我的头顶,”金芝善说, “我开始呛水,睁不开眼睛。”

她求全光进回去。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回去,都得死。要死就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但是我已经……精疲力尽,心想:‘我就是这么死的么,这就是一切的结局吗?’”

最终,全光进的脚碰到地。

他们跌跌撞撞走上岸,穿过最后一块陆地,到达中朝边界的铁丝网。

即使此时,他们仍不安全。

他们在山上藏了三天,直到遇到一个当地人,借给他们电话。金打电话给她认识的中介寻求帮助。这位中介说,朝鲜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派出一个小队逮捕他们,还会与中国警察一起对该地区进行排查。

但是,通过金芝善的关系,他们设法从一个藏身点转移到另一个藏身点,直到最终离开中国进入了第三国。在整个旅程的最后阶段,他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与我们会面,讲述他们难以置信的逃生经历和可能后果。

全光进和金芝善的做法,很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他们家人在朝鲜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亲戚也将受到讯问和监视。

但是,金芝善与丈夫和孩子们很疏远,全光进则在军中生活,他们两人都希望自己与家人的相对区隔,能够让家人辩解对他们的逃跑计划并不知情。

“我因为生存而出逃,我很内疚,”金芝善说, “真的让我心碎。”

全光进也有同感,他开始轻轻哼唱一首民谣《故乡之春》,然后把脸埋在双手中。

他改变了计划,想去美国而不是韩国。他感到难过,这个与自己一路走来的女人,将和自己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跟我一起去美国吧。”他恳求金芝善。她摇了摇头。 “我不自信。我不会说英语。我很害怕。”

全光进想说服她,说他们可以一起学习英语。
全光进的英语习作

“无论你走到哪里,别忘了我,”金芝善静静地说。

但是能离开朝鲜的高压政权,他们都很高兴。

金芝善说,她甚至从未被允许去首都平壤。

“回想起来,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监狱里。我们永远都无法去想去地方,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朝鲜人有眼睛但看不见;有耳朵但听不见;有嘴但不能说话。”

文中囚犯使用假名,以保护其身份 。

Source BBC

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浏览信息,仅仅认识中文是不够的。

由于网络审查的存在,中国大陆的网友们创造出一套新的词汇用以讨论“敏感议题”。而这套词汇在与审查机制的博弈中不断更新升级,令没有身处其中的人越发迷惑。

文/叉奶鱼


一场新型冠状肺炎可以让多少词变为敏感词?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由于官方瞒报信息、物资分配不公、政府处理危机效率低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为了“控制和引导舆情”,官方审查机制开始将新一轮的词汇列为敏感词。

最开始,网友发现“武汉”和“湖北”这两个词在微博上被限流,即如果你的微博内容含有这两个词的其中之一,那么只有少部分人能够看到这条微博。

被限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许多未被收治的肺炎患者在微博上公开求助,和官方“应收尽收”(收治所有病患)的口径不符,又或是出了其他批评政府的声音,有损政府形象。

网友立刻用“wh”和“hb”代替了这两个词,它们分别是湖北和武汉的拼音首字母,大家很容易便可以理解。

此外,随着公众对红十字会(红会)物资分发能力及公平性的质疑愈演愈烈(根据规定,所有民间捐赠必须通过红十字会,但后者一直不被民间信任),红会也逐渐成为可能会被限流的敏感词,所以网友用“red ten”代替红会。

同时,很多热心捐赠的网友发现自己捐往定向医院的物资被红十字会拦截收走,“物资被红了”或者“归红”也成为近期的热门新词。

在这次疫情爆发早期就发出警告,却被公安局以“造谣”为由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几天,网友在微博上发布训诫书中的内容“你能做到吗?能。你听明白了吗?明白。随后被微博删除,但网友将内容改为了更有反抗意味的“不能不明白”,一度刷屏。
训诫书

也有一些目前还不是敏感词,却是为这次疫情创造出来的新词。比如,“F4”,F4原本是这个世纪初风靡中国的台湾男子组合,在这次疫情中,这个词用来指湖北省省长,省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四人,公众普遍认为他们应该为此次疫情负直接责任。

那些不能/不敢说出口的词

除了这次疫情新创造的上述词汇之外,中国网友在日复一日的网络审查中,已经习惯了用一些别的词汇来替代可能遭到审查的敏感词汇。

最常见的就是“zf”,拼音所写,代表“政府”;“jc”,代表“警察”;“国宝”或者熊猫头像(中国的国宝是大熊猫),代表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警种,用来维稳;用《1984》中的“真理部”代替中央宣传部;用“梯子”(与“翻墙”有关)或“越南粉”(Vietnamese pho noodles,首字母缩写)代表能够突破中国网络防火墙,浏览外网的虚拟专用网络VPN。

涉及敏感事件的词汇,也是被审查的重点对象。“六四事件”被网友变着法地创造新的替代词,“5月35日”,“4月65日”,“民国87年”,“8的平方”等。

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总会闹一些笑话出来。

前段时间知乎(相当于Quora)上有个问题“如何彻底清洗细颈瓶”被莫名其妙删除,原因是细颈瓶和习近平的发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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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家长曾在微博上抱怨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原文也立刻被删除。是啊,人人都在“学习强国”(一个官方app, 名字含有向习近平学习的意思)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学习不好”呢?

活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是一种消耗

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交媒体已经全面实行实名制,随着这几年公民社会被打压,网络审查的加紧,想要在仅有的网络空间中讨论公共议题,就只能频繁地使用新词来代替原本的词汇,讨论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语焉不详。

明确地提出诉求,或者指名道姓地评论某位当权官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就像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当晚,微博上出现了一个超级话题“我要言论自由”,很快就被审查机制拿下,彻底删除,相关账号也被封禁。

这导致网友的自我审查越来越多。审查机制的高明之处是它永远不会告诉你,哪些词是敏感词。也许此时是,彼时又不是;对不同账号,监控力度也不一样,也许你不能发,别人却可以发。所以网友只能小心翼翼,为保安全,不断缩小自己的言论范围,避开那些可能触发审查的话题。

大家不得不花费精力和审查机制博弈,大批有才华有抱负的记者、学生、学者和行动者,把智慧和想象力用在寻找仅存的言论缝隙上,把每个词句写得充满隐喻却又能让读者明白。如果不小心被“炸号”,则要重新注册,在茫茫网络空间慢慢找回自己的读者……尽管那些创造出来的词汇很精彩,让人捧腹,但原本可以用于深入讨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消耗在了和审查机制兜圈上。

说什么怎么说被限制了,想什么怎么想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只有当“说”不再如履薄冰、反复掂量,“想”才能无所畏惧、自由多元。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呢?

Source 国际特赦组织